马蹄湖湖心岛松柏夹道,掩映着南开杰出校友周恩来的纪念碑，纪念碑建于1979年南开大学建校60周年之际。碑高约3米，宽约4米，四周青松翠柏环绕，绿柳红莲飘香；碑身为白色大理石，正面镌刻着周总理侧身头像和其手书“我是爱南开的”，表达了南开人共同的心声；碑阴刻有时任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的手书碑文，记载着南开杰出校友周恩来与南开大学的深厚渊源。

背后的故事：

1913年8月，素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志向的周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1919年改称南开中学），南开学校注重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教育理念和严格的教育教学管理，对青年时期的周恩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校期间，他品学兼优，国文和数学成绩尤为突出。与此同时，周恩来积极参加课外活动，表现出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他与同学共同创办“敬业乐群会”，主持出版《敬业》和《校风》，并先后担任过演说会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暑假乐群会总干事和班中干事。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中对周恩来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他的人品与才学深得严修和张伯苓的器重，张伯苓曾多次说过：“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

周恩来1917年毕业于南开学校，同年9月东渡日本求学，临行前，写下了那首抒发他青年时期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他在日本度过了一年半的留学生涯。1919年4月，在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周恩来决定回国学习，并于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回到天津，以校友身份“天天到南开去”，积极投身到爱国学生运动中。

1919年9月25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共招学生96人，周恩来经严修、张伯苓批准免试入文科学习。隔了几天，大学部决定改名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成为南开大学第一期学生，学号62。至今，南开大学档案馆里仍然珍藏着当年周恩来的入校登记表和开学纪念合影。大学期间，周恩来利用业余时间建立了“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自任“办事人”，为广大校友服务。他亲自撰写了《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细则》，并在校刊上发表了一封《给南开出校同学的信》，号召校友广提建议，“为南开谋精神上的发展，事业上的改造”。

五四运动爆发后，周恩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领导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组织创建了觉悟社。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等学生领袖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到直隶公署请愿，被反动当局逮捕。这年春节，张伯苓去警察厅看望周恩来和南开其他被捕同学。在狱中，周恩来领导难友坚持斗争，经多方营救，反动当局被迫于7月17日释放全体代表。

周恩来在狱中就有了去欧洲学习的打算，他出狱后，严修与张伯苓议定，用在南开设置的“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和李福景出国留学。为此，严修特地给驻英公使顾维钧写了介绍信，还专门在严家账上为周恩来立了户头，每半年支款一次，均托人负责转寄。周恩来后来说：“当时有朋友提到，我用严修的钱，却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严修回答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对此，周恩来十分感激，始终念念不忘。解放前后，他曾多次向张伯苓要严修的照片，并于解放后亲自嘱托严修侄孙严仁曾及相关人员编写严修年谱、整理严修日记。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周恩来与张伯苓及南开校友有了较多联系与接触。他在延安接受天津一家英文报刊《华北明星报》的外国记者采访时谈到：“我在天津南开读中学、大学。这个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活动是有南开教育影响的。”1938年5月，武汉一百多名南开校友集会，欢迎到武汉为南开募捐的老校长张伯苓，师生欢聚一堂，周恩来出席并讲话说：“南开除严格之训练与优良之校风外，有两点至可注意：一为抗日御侮之精神，一为注意科学训练。”

周恩来在重庆工作期间，常到沙坪坝津南村看望南开师友，纵论天下大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激励大家团结抗日。在一次对南开师生的演讲中，周恩来结合当时形势对“公能”校训作了新的解释，他讲到：“在当前，公，就是国家大事，就是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神圣的领土；能，就是学习，学好抗日的本领、建国的本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的《抗战建国与南开精神》等讲话在南开校友和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肩负千钧，日理万机，仍始终关怀着南开大学的发展，曾于1951年、1957年和1959年三次重返母校视察。1959年视察南开时，他更是几乎走遍了整个南开园，深入到教学楼、实验室、研究所、图书馆、学生宿舍、食堂，与广大师生员工亲切交流，并向全体师生发表了重要讲话。至今，南开大学职工食堂里仍悬挂着一幅当年周总理到食堂就餐的珍贵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