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蹄湖与思源堂之间的中心花园里，敬塑着南开创办人——校父严修和老校长张伯苓的半身铜像，每逢他们的诞辰和校庆纪念日，南开师生和校友都要到此凭吊。

1986年4月5日，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在南开大学隆重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张伯苓爱国、进步的一生。同日，张伯苓半身铜像在南开大学中心花园落成揭幕。铜像由天津美术学院王之江教授设计，高1.1米，宽1.2米。这座铜像是张伯苓校长在南开学校创建时的形象，他身着西装，面带微笑，目光炯炯有神，仿佛在注视着南开的发展。遵照张伯苓遗愿，他和夫人的骨灰也移葬于此。

1992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在中心花园东侧敬塑了校父严修的半身铜像，与张伯苓校长的塑像比肩而立，遥相呼应。塑像底座背面，刻有352字的碑文，简略记述了严修一生业绩。2010年4月2日，南开大学隆重举行了纪念严范孙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代表学校，深切缅怀了严修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他指出：严范孙先生为南开学校尤其是南开大学的规划创建、劝募集资倾注了毕生心血；他以自己的爱国思想、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早期南开的发展，推动南开形成了优良的教育传统。所有这些，对南开教育事业而言，都是关键性和决定性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严范孙就没有南开，严范孙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南开校父”。

背后的故事：

严修（1860-1929），字范孙，为清朝名翰林，做过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是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积极变革封建教育、倡导新式教育的先驱者之一。甲午战败使严修备受震动，他深感中国要自强，必须变法维新，而要变法维新，非要创办新教育不可。1897年，严修上书光绪皇帝，奏请开设经济特科，改革科举制度，后辞官回津，致仕家居，将严氏家馆作为兴办新式教育的基地，并为子弟们聘请了一位新学教师——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后以其字行世，1895年10月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第五期驾驶班。此前半年，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一条就是允许日本军队驻扎威海卫。1898年7月，英国强租威海卫，张伯苓随通济轮送清政府官员去办理接收和移交手续，亲身经历了“国帜三易”的屈辱场面：接收时先下太阳旗，后升黄龙旗，仅过一日，改悬米字旗。他悲愤填胸，深受刺激，深刻认识到：海军救不了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自此，张伯苓离开北洋水师，投身于教育救国的毕生事业。

1898年10月29日，38岁的严修聘请22岁的张伯苓到家馆任英文数理教席，开启了携手兴学强国的共同事业。他们同受国难严重之刺激，共发教育救国之宏愿。1904年，严、张二人考察日本回国后，将严、王两馆合并，招收新生，正式成立中学。此后，二人又分别于1919年、1923年、1928年共同开办了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使南开系列学校初具规模。

在南开学校创办之初，严、张二人就产生了开办大学的设想，由于最初的试办不成功，二人商定，张伯苓先于191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高等教育，严修与南开校董范源濂等人亦于1918年赴美考察。此番游学考察使他们对美国大学的组织与发展情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更深切感受到大学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感而思奋，回津后立即筹备开办大学。为筹措南开大学的办学经费，1919年初，花甲之年的严修不顾身体疲弱和刚刚经历的丧子之痛，偕张伯开始四处奔走。二人周旋于军、政、官、商各界中，自称是“化缘的老和尚”。他们奔波筹资，既有收益，也坐过冷凳，挨过白眼，但他们坦然面对，并不介怀。

南开大学的开办和最初发展对严修仰仗颇多。建校之初，严修不仅以个人财力、物力给予学校很大支持，而且南开大学于发展之初接收的几笔大的社会捐款，也多缘自他的社会名望和人脉关系。面对社会上对私立南开大学的种种质疑，严修给予张伯苓坚定的支持与真诚的劝勉。张伯苓曾多次讲过：“个人真万幸，在严先生指导下做事；南开真幸运，由严先生发起。”1929年3月14日，严修去世，《大公报》发表社评，悼其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并赞其为南开的发展所作出的孜孜努力。南开大学召开追悼会，张伯苓高度评价了严修的办学功绩，并尊其为校父。

严修对南开最大的贡献，是他为南开选了一位好校长。张伯苓创办南开系列学校，担任校长40余年，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始终秉持着教育救国的强烈信念，历尽艰辛，擘划经营，潜心教育，矢志不渝。他秉持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教育理念，为南开首订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为国家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张伯苓奉献南开和教育事业的精神与成就得到国内外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创造者”、“全国自信的象征”。